张丽玲总共拍了1000多盘录像带,采访了315人,跟踪拍摄了66人,可是观众在《我们的留学生活》中看到的只有十几个人的故事,那些无法播出的人和事,都还躺在张丽玲在日本的家里。一谈起这些人和事,张丽玲就心如刀绞。
“我认识一个中国女人,她的第二次婚姻是与一位日本人,我知道当初在日本结婚是利用日本人。我去见他们时,心里很矛盾,明知这是人家心里的痛处,可是我还得想方引诱他们说出来。然而当我来到他们家,他们面对摄像机,言语的坦荡是我连想都没想到的。我真正有一种罪恶感。
“我采访的一个留学生,已经五十二岁了。她在日本得了类风湿关节炎,站起来就要五六分钟,可是还要去打工,她唯一的朋友是一名乞丐。她后来终于在一所大学毕业了,并嫁了一个日本人。我拍了她很多镜头,如教日本人打太极拳,向日本人传授中国文化等。可是最近她告诉我说他丈夫得了癌症。我对她说我要去看她丈夫,可是每当我有这个念头时,就会情不自禁地拿着摄像机去,又觉得这实在不合适。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,她的丈夫去世了。”
不止这些,张丽玲还拍过陪酒小姐。她说许多做这种事的女孩子其实在本质上都是很好的。张丽玲拍摄的时候只是想尽可能全面地去表现留日学生的生活,可是她不想伤害那些人,她用马赛克挡住她们的脸,可是她们说:“只要我一伸出手来,我父母就知道是我。”如今这些带子都完好地保存着,没有播出来。
张丽玲还跟踪拍摄过一个编辑,一个画家,拍到中间,由于疾病和意外事故,两个人都死去了。这些虽然都没有剪辑出来,却在张丽玲的心灵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,她一再说:“拍纪录片在心理上的折磨是让人难以忍受的。”